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很少人知陶行知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教育中践行的就是基督的爱人如己。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陶行知先生，在中国家喻户晓，被认为是受研究最多的近代中国教育家之一。作为终身奋斗在教育战线上的他，兢兢业业，用爱心造就人，开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先河。陶行知所推崇的教育理念，直至今天还被广泛认可。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里都不难发现陶行知的语录，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花，就是爱的火花，他毕生践行“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是为生活而教育。他说：“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徽州，那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地方，陶行知年幼时，父亲陶位朝正家道中落，无力让他进私塾学习，因他的父母认识当时内地会的华人牧师章觉甫，为他进入教会学校提供了机会。
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基督教宣教机构，于1865 年由戴德生创立，主要目标是向仍未有其他教会宣教的中国内地村镇传播福音。1876 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唐进贤牧师(G. W.Gibbs)，得到华人牧师章觉甫带领并协助翻译事工，在陶行知家乡徽州歙县展开宣教工作。1905至1906 年间，在章牧师影响之下，陶行知的父亲陶位朝信了耶稣，成为内地会一员。在一次偶遇中，身兼教堂主任及学堂校长的传教士唐进贤见陶行知举止大方，勤奋好学，就邀请他父母送陶行知入学，并且不收学费，当时陶行知十五岁，并且为免陶行知每天由乡郊家中跑到县城学堂上学，章觉甫牧师更免费照顾陶行知在自己家中搭伙。
尽管得到了教会牧者的帮助，但陶行知曾有一段抵触基督教的经历。那是因为当时广济医学堂有歧视非信徒学生的做法，这让陶行知非常气愤，他认为，“这是与耶稣博爱仁慈的精神相违背的，他宁可失去这种权利，也不愿屈服入教”，正是因为他对于基督教所宣扬的“耶稣博爱仁慈精神”认真和执着，使得自己走上茫茫前路，生活更遇艰难，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却为了对基督教信念的执着而付出了很大代价，对这样处境的一位青年来说，信基督可能带来的好处与对基督教原则的执着之间选择，构成了个人前途与信仰之间的强烈挣扎。
陶行知放弃了医科学堂的升学机会，在流落他乡时，却一次偶遇唐进贤牧师，经他介绍，考进南京汇文书院，更因当时差会重整高等教育机构，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于1910 年创立金陵大学，陶行金因而得以顺利升入金陵大学，这是其中一所最早获得美国教育当局和大学承认为具有等同美国本土大学毕业学历的中国教会大学。青年的陶行知，在教会学校升学所经历的起伏，似乎促使他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
陶行知于1909 年进入汇文书院预科，然后随金陵大学成立，于1910成为金陵大学首届文科学生，陶行知不单踏上教会大学教育的台阶，也在个人信仰上作出重要抉择。陶行知在1912 年 12月21日所分享的见证中说道：“四年多以来，耶稣基督与撒旦在我内心中争战，要夺取我这一颗心，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从前，我没有来到他那边，是因为我一直期望从他那里得着一些不恰当的益处。如果我有任何厌弃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问：‘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现在之所以信仰耶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了康奈尔大学詹克教授(Jenks)所著的《耶稣的社会原则》(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很仔细地讨论基督哪些教导是重要的，但我必须指出，就是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而我刚才提及的书籍，正好清晰地论述和印证了这个原则。”
他又在见证中说道：“中华民国是从何而来的呢？你会说是改革者和革命者，这还算不上是追求本源。我认为孙文博士是促成中华民国成立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从哪里得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呢？这些都是他经过多年从传教士那里一点一点累积而来的，而他又是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在中国，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告耶稣要怎样拯救世界。”
陶行知自父母亲先后1905至1906 年间信奉基督，以及自己于1906年进入崇一学堂，1908 年短暂就读于苏州浸礼学堂，再于1909 年进入汇文书院，继而升读金陵大学。接触基督教近七年之后，才透过研习詹克的《耶稣的社会原则》而成为基督徒，从见证中看到，詹克教授所著的书《耶稣的社会原则》，对陶行知的归信有很大的影响。
按照詹克所讲，“决志信仰基督的意思是个人有意识地把自己只求满足欲望的人生目标，改变为奉行在耶稣身上表达出来的上帝心意，这种心意，就是为了服务他人而存心奉献自己。”很明显，这种把耶稣“爱人如己”的教训，实践于牺牲、服务他人的具体生活当中，也是他以后行事为人和从事教育事业的基本态度。
陶行知所接触和重视的基督教，并非承载于传统礼拜和仪式，而是社会直接参与，强调个人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而努力，为此所作的服务和牺牲，被称为“社会福音派”。其实，宗教礼仪对于信徒的属灵生命当然有其重要意义，整全的福音观既包括委身教会、参与宗教敬拜、注重个人的重生得救，也包括社会改良、关顾人的实际需要等层面。
在陶行知研读詹克著作《耶稣的社会原则》的第二周，他正是以“耶稣是世界的光”为主题，宣告信徒也要成为世上的光。陶行知对“光”的特别爱好，是源于他的基督信仰，陶行知为中文版金陵大学学报起名为《金陵光》，在《金陵光》出版宣言中，他强调光照耀世界，以及使人可以分辨事物的作用，为世界带来生命和动力等。
他深深体会到耶稣是光，充满着真、善、美和爱，而信徒也因为信靠耶稣而承载这些属灵品德，在他后来的生活中流露出来，他的四儿子陶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忆述父亲一生的文章，正是以“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为题，并说：“爸爸的真善美的爱及其伟大的教育思想给了我极大影响。”可见陶行知终其一生，不单为儿子取名陶晓光，更活出了耶稣这种真、善、美和爱的品格，为儿子做了生命的榜样和动力，成为照亮了他儿子的光，并身体力行的活出耶稣的教导，成为世上的光。
“唯独从心发出，才达到心灵深处”
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我们不难想象，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教师应以真诚的感情对待学生，用情感赢得师生心灵的交融，把每个学生作为有人格、有独特性、有希望的人去尊重、去爱护。与学生心心相印，才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这是心的力量，圣经也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陶行知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创造儿童的教育”，是指教育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培养和发挥儿童的创造力。“为了孩子，甘为骆驼。”熟悉陶行知教育理念的人，不难发现，他把教育的焦点放在孩子身上。他强调：“我们要让孩子根据本身的心智发展的阶段，给予他们接触各式各样的社会需要——包括贫穷、疾病、苦难，并必须引导他们去体会耶稣基督如何感受世人的需要，以及他为世人所做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孩子必须被置于一个充满着爱、服务和牺牲的社会温床当中，并且受到教育，让他们可以自主自发地去爱、去服务，甚至为人牺牲。”
陶行知在1912 年 12月21日所分享的见证中说到教育：“你看看今日中国的教育体系，它的中心在哪里呢？是在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文华大学、天津大学、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以及其他相似的学府，都是直接因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和教会而产生的，如果从中国教育中剔除那些根源于耶稣基督的部分，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也许就是堕进无知深渊的最深处。”
可见，耶稣基督的教导影响着陶行知的一生，陶行知所践行的就是基督爱人如己的生命。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陶行知对儿童教育的重视，让我想起同为基督徒教育家的夸美纽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杰出的教育家，他生于当时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摩拉维亚弟兄会( Moravia)，摩拉维亚弟兄会十分重视教育。但夸美纽斯自幼缺乏教育的机会，因此当他长大成人后就立志投身于儿童教育事业。美国的哈佛大学曾正式邀请他出任第一任校长，只是他立志专注儿童教育，仍留在欧洲发展儿童教育，至1670 年逝世。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之目的乃是人生之目的，而人生之目的就是活出上帝所赐丰盛的生命。因此，教育的重点就是培育孩子不断成长，并超升向上，能与神同在，以达至享受永生的福乐。夸美纽斯指出孩子已被赋予认知、道德、宗教之本能，借着教育的启发与培养就能发挥完备。所以，夸美纽斯致力提倡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年期是知识的播种期，父母与教师需要善加把握，一旦错过良机，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目的。夸美纽斯将孩童比作种子和嫩芽，他认为要培养孩子成才，必须在孩童身心形成的初期阶段就开始教育，他说：“任何人在幼年时代播下什么种子，那他老年就要收获那样的果实。”
夸美纽斯也是提倡用爱心去爱学生的教育家，他所提倡的平等教育是基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而产生的。他认为，基督教重视上帝的慈爱，并且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都是有灵的活人，在神面前是有尊严地位的。从这里可见，陶行知与夸美纽斯的教育理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没有爱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陶行知在美国读完学业之后便回国，曾经在归国邮船上立下“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个宏大理想，并不限于一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席。回国数年后，他开始投身全国性育教育发展计划，特别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平民教育运动等中的工作。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花，就是爱的火花，他毕生践行“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是为生活而教育。他说：“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1927 年至1930 年，陶行知开展了一个著名的农村教育实验——晓庄学校和师训学校。1930 年，为庆祝晓庄学校三周年，陶行知写了一篇《晓庄三岁告同志书》，其中说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上帝）爱人类，所而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在吉祥学园里写了两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晓庄可毀，爱不可灭，晓庄一天有这爱，则晓庄一天不可毁。倘使这爱没有了，则虽称为晓庄，其实不是晓庄。爱之所在即晓庄之所在。一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了这爱，便是一个晓庄；一百万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了这爱，便是一个百万个晓庄。虽是名字不叫晓庄，实在是真正的晓庄了。”
是啊，有爱的地方才有真正的教育，没有爱的教育一切都成了空谈。曾经做过小学老师的基督徒作家江浦绫子在她的《后天的风》里说过：“唯有爱才能感动对方，才能培育人才，实际上，能改变人的，就只有伟大的爱。没有爱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陶行知这样描述耶稣：“他要世界上的人个个爱人如己。他说：‘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待人。’他觉得人生在世，不可只顾自己，应当服侍他人。‘为人服务’是人生最重要的责任。”而陶行知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正是陶行知爱人如己的舍己奉献精神。
陶行知倾其毕生心血，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新型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理论，为中国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圣经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节经文，正好是描写陶行知一生的信仰和实践。反观当下的教育充满着功利的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正在失去最重要的灵魂——爱，但我们也欣然地看到，有很多学者开始尝试研究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试图为当前停滞不前的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