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研究何以能逐步“走出去”

近期，由华中师大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周洪宇教授独著的《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陶行知的生活》（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 the Life of Tao Xingzhi），与其主编的《生活教育：陶行知英语作品选读》（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 s English Works），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随后引起新华网、《湖北日报》等国内媒体及学者关注。这两本陶研著作反映了什么样的学术现实和潮流，对中国陶研界乃至国内学术界又有何启迪？这些正是笔者研读的重点关切。

    全球化思维模式：周洪宇陶行知研究的基本理路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偶入陶行知研究领域以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周洪宇就主张沟通海内外陶行知研究，积极搭建国际性的陶行知研究平台。彼时，他选辑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及港台地区学者研究陶行知的文章近40篇，编撰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进入新时期，又主持编撰了400多万字的《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分为中国大陆卷、港台卷，日韩及东南亚卷，欧美卷等8卷。2016年10月，在陶行知诞辰125周年之际，周洪宇更是积极推动“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在华中师大成立。

周洪宇之所以坚持以“全球化思维模式”指导其陶行知研究，源于对陶行知独树一帜的认识与定位。1991年，他撰写出国内第一部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创造性地将陶行知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生成的动态背景下，认为陶行知“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具有恢弘的世界眼光；既时时追踪着时代潮流，又处处从中国现实与国情出发，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民族化又最世界化、最具传统性又最有现代性的中国人之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向人类贡献的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的教育家”，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

除了教育，陶行知还在语言文学、大众艺术、大众戏剧、新闻出版等领域卓有成就且影响深远。可以说，在“史学全球转向”开启之前的数十年，周洪宇已经开始在全球视野中分析与认识陶行知，其研究方法与视角都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陶行知研究路径。只有联系周洪宇陶行知研究的思想方法路径，才可能更深入地评述前述两本英文新著的学术短长。

    本土化学术自觉：陶行知研究的主体意识

与“全球化思维模式”的指引相同步，周洪宇又提出，“本土思想如何走向世界”是陶行知研究的重要问题。陶行知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其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曾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正如日本陶研学者斋藤秋男曾说过的：“陶行知是属于全世界的。”陶行知曾到过日本、英国、埃及等国，同这些国家教育界和文化界始终保持着联系。自上世纪40年代起，美、日等国教育学者开始系统研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克伯屈、费正清等人的积极参与，使得陶行知研究得以跻身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行列。但是，海外陶研无论是研究重心还是研究方法，均同国内有很大不同。客观分析这些不同后，周洪宇提出“所有（海外陶行知研究）对国内的陶行知研究都富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但“对于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我们也应善加甄别，不可盲目赞同”，应该谨慎思考“全球视野下外来思想如何中国化”。

具体而言，此次《生活教育：陶行知英语作品选读》注重选编了诗歌、书信等多种体裁文章，扩充了英文陶研世界的史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正如周洪宇在编纂《陶行知年谱长编》时所强调的：“著作仅仅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而陶行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各种政治需要就能够随意涂抹的，所以应该更多地从生活中、从实践中反映陶行知的原貌，更多地从书信、日记以及诗歌中去窥探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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